大力发展数字经济，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、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，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进高质量发展，实现共同富裕、加快强国建设，具有重大现实作用和重大战略意义。

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

2021年，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.5万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6.2%，占GDP比重达39.8%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数字产业化。2021年，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8.4万亿元，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8.3%，占GDP比重为7.3%。二是产业数字化。2021年，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7.2万亿元，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.7%，占GDP比重为32.5%。三是数据价值化。从数据资源化到数据资产化再到数据资本化，数据成为继劳动、土地、资本、技术、知识、管理之后的又一关键生产要素，全国多个省份设立名称不同的大数据管理部门，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国家数据局。四是数字化治理。“让数据多跑路，让群众少跑腿”，政务办理实现“掌上办”“指上办”“跨省办”“即时办”。智慧城市建设加速落地，数字乡村建设接续推进。此外，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稳步拓展。2020年，我国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2939.8亿美元，居全球第五；截至2021年底，我国已与23个国家建立“丝路电商”双边合作机制，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1.98万亿元。

近些年来，我国持续夯实5G、千兆光网、物联网等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，稳步推进数据中心与算力设施建设。2021年，我国新增5G基站65.4万个，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10.1个，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3亿户家庭的能力，3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13.99亿户。国家新型算力网络格局加快完善，“东数西算”“陆数海算”工程加速推进，目前，我国算力规模位居全球第二。

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。目前，我国数据基础制度，可概括为“一条主线，四项制度”。“一条主线”是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，赋能实体经济；“四项制度”分别是数据产权制度、流通交易制度、收益分配制度、安全治理制度。近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，提出了数字中国建设的“2522”整体框架，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“两大基础”，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“五位一体”深度融合，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“两大能力”，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“两个环境”。

突破瓶颈释放生产力

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、重塑全球经济结构、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。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、强国相比，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、快而不优。今后，一要加强数字经济基建，强化数字平台和数字人才的力量，加大全产业链数字化建设力度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质的提升。二要优化数字经济结构，就“两化”而言，产业数字化发展迅速，而数字产业化发展较慢，必须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；就“四化”而言，数字产业化、产业数字化发展较快，而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发展较慢，必须大力推进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，实现数字经济结构优化。三要推动数字领域国际合作，构筑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，提升国际标准制定能力，深化全球数字合作伙伴关系，拓展数字贸易开放协作空间，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在更大范围、更宽领域、更深层次高水平对外开放。

目前，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主要依托消费互联网，数字化在供给侧、产业链中的渗透存在不平衡、不充分、不深入等问题，亟须健全数字经济产业生态，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。一要建设高速泛在、天地一体、云网融合、智能敏捷、绿色低碳、安全可靠的智能化综合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生态；二要打造数据全产业链生态，包括数据生产、数据流通、数据消费，这是构建“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”的关键所在；三要构建数据产业、算法产业、算力产业“三位一体”生态系统，打造基于“数据+算法+算力”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。

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重点是数字核心技术自立自强。数字核心技术突破，不仅包括芯片和光刻机制造、算力设施等硬科技领域，还包括操作系统、算法模型、全真互联等软技术领域。所以，一要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端芯片、操作系统、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，注重原始创新和生态培育；二要加快布局前沿技术，围绕元宇宙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、量子通信、神经芯片等前沿技术创新，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，聚智汇力加速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发展；三要强化创新生态建设，深化产学研融合作，实现科技成果有效转化。

数据的最大价值在于应用，而应用的前提是安全。必须坚持数据使用和数据安全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。一要建立健全数据安全规则，统筹数据开发利用、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，加强涉及国家利益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数据保护，强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；二要大力加强网络安全保护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，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，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，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，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测；三要切实有效防范各类风险，强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综合研判，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、技术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。

抓住机遇开辟新赛道

从发展数字经济到建设数字中国，数字化发展已从经济领域拓展到非经济领域，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。数字政务层面，要强化数字化能力建设，促进信息系统网络互联互通、数据按需共享、业务高效协同；数字文化层面，要大力发展网络文化，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，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，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；数字社会层面，要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，推进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，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，普及数字生活智能化；数字生态文明层面，要推动生态环境智慧治理，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，倡导绿色智慧生活方式。

在新时代，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既是必须更是必然。国家层面上，要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。我国西部地区“风光水电”等清洁能源丰富，让西部的算力资源支撑东部的数据运算，降低能源消耗，推进“东数西算”：建立海底数据中心，将沿海城市产生的数据放在附近海底计算，解决数据中心高时延、高耗能、高耗水等问题，推进“陆数海算”。产业层面上，传统高耗能产业亟需多环节实现用能结构转型、提质增效，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势必逐渐强化；同时，数字技术领域的高速发展需要以绿色低碳作为前提，并须促进自身技术不断创新升级。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化发展，以绿色化牵引数字化升级，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。

数字技术促进共同富裕既体现在做大“蛋糕”也体现在分好“蛋糕”。一方面，要利用数字技术，改造传统经济模式，催生新型经济形态，赋能实体经济发展；另一方面，要利用数字技术，助力“学有优教”“病有良医”“老有颐养”，夯实民生根基，合理分享“蛋糕”。为此，一要加快数字技术创新，破解制约数字技术发展的“卡脖子”难题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；二要加强数字技术伦理建设，破解“数据孤岛”“数据烟囱”问题，消除“数字鸿沟”，保障数字技术使用公平公正；三要推动数据价值化，科学实现数据收益分配，保障全民分享数据红利；四要发挥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、创造就业、国际竞争中的积极作用，完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，推动平台企业健康持续发展。

数智时代，劳动层面“机器换人”，从真实员工转向虚拟员工；土地层面“网络换地”，从物理世界转向虚拟世界；资本层面“数据换资”，从资金投入转向数据投入。由此，经济活动的劳动约束、时空约束、资源约束逐步打破。与工业时代专用技术革命不同，数智时代通用技术革命已从单点突破转向群体爆发，即“新技术群”革命，而且各种新技术之间不断融合、聚合、组合、整合，产生叠加效应、乘数效应、指数效应、倍增效应，它既对供给侧赋能又对需求侧赋能，这是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、产业革命、社会革命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、治理方式、思维方式。因此，必须打造与数智时代相契合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
（李海舰、李真真，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）